從公訴人與被告人繆軍當庭的問答中，劉漢對組織成員的控制與威懾可見一斑——

　　公訴人：你在歸案后并沒有馬上供出劉漢的指使行為，有什么原因嗎？

　　繆軍：因為當時很害怕。

　　公訴人：怕什么？

　　繆軍：劉漢黑白兩道都能搞定，我不敢說。如果說了，我怕他出去以后，我家人生命受到威脅。我參與殺死王永成殺史俊泉，我和他們無冤無仇，是受到劉漢、孫某某的指使才去做的。殺害王永成的案子，搞得我妻離子散。

　　在劉漢等10人案庭審中，另案被告人田偉出庭接受調(diào)查，證明孫某某和劉漢都說過“要敢打、敢沖，打架必須打贏，出了事公司會負責”的話。多名被告人的多份供述顯示，為公司利益打架公司會管，有功的獎勵、提拔重用，但當劉漢被史俊泉用槍頂著頭威脅時，保鏢張某某因不敢拔槍，不久劉漢授意將其開除。

　　在劉學軍等3人案中，公訴人當庭出示了揭示其組織層級的重要證據(jù)——劉學軍的4本工作筆記。泛黃的筆記本上，以日記的形式記錄著劉學軍從警期間，曾詳細勾勒出了劉漢、劉維、孫某某、曾建軍、陳力銘等人的層級結(jié)構。公訴人指出，劉學軍包庇劉漢等人，未將該記錄按規(guī)定提交歸檔。

　　公訴意見書指出，劉漢、劉維等人為首的犯罪組織，不僅符合刑法規(guī)定的黑社會性質(zhì)組織的四個特征，而且作惡累累，嚴重破壞社會秩序，依法應以黑社會性質(zhì)組織罪進行判處。

法庭激辯

　　在審判長的主持下，控辯雙方圍繞黑社會性質(zhì)組織的四個特征及各被告人的具體犯罪事實，充分舉證質(zhì)證。法庭辯論階段，公訴人與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唇槍舌劍，就多個核心問題展開交鋒。

　　——“組織成員互相不認識”，究竟是黑社會性質(zhì)組織，還是共同犯罪集合體？

　　被告人劉漢自行辯護：“敢打敢沖”等黑社會性質(zhì)組織規(guī)約，是不存在的。熊偉被害案等故意殺人案件，唐先兵等人可能為了公司利益去實施了個案，但不能借此給我戴上“黑社會”的帽子。

　　劉漢辯護人：是否認定一個組織為黑社會性質(zhì)組織，其組織特征方面應以是否具有穩(wěn)定性、嚴密性為判斷標準。此案中，很多骨干成員相互不認識、組織領導者也不認識骨干成員，因而該組織不具有穩(wěn)定性。這個案件沒有形成一個穩(wěn)定的組織，它是多個人為各自目的而實施的多個共同犯罪的集合體。

　　公訴人：黑社會性質(zhì)組織可以無名稱、可以不宣稱存在、可以沒有明顯性質(zhì)轉(zhuǎn)變的時間節(jié)點、可以不履行手續(xù)、可以是主流社會不認可的組織形式。此外，組織成員不可能均處于同一層級，因而各成員之間也可能不認識。本案中，成員間不熟悉，充分證明了該組織管理嚴格、層級清楚、結(jié)構穩(wěn)定，是一級管一級，上一層級安排的事由下一層級具體負責并實施。

　　公訴人：漢龍集團作為正規(guī)企業(yè)，有正常的企業(yè)文化。漢龍集團的廣大員工是守法的。但大量證據(jù)證實，劉漢身邊的保鏢、工作人員大多好勇斗狠、身負命案，是暴力文化的感染者。這種黑色文化被劉漢企圖以正常的企業(yè)文化所掩蓋和混淆。

　　——能否認定劉漢、劉維是首犯？

　　劉漢辯護人：指控的12個罪名19起犯罪事實，這些犯罪行為都并非劉漢實施，他既未指使也沒有參與。如果說存在黑社會性質(zhì)組織，可能是兩個：一個是以孫某某為首的隱藏在漢龍集團內(nèi)部的黑社會性質(zhì)組織，一個是以劉維為首的活動在廣漢一帶的黑社會性質(zhì)組織。劉漢和劉維是親兄弟，劉漢和孫某某在漢龍集團“搭班子”。這兩個涉黑組織利用了劉漢的名聲而已。劉漢是“被組織”，并非黑社會性質(zhì)組織的組織者、領導者。

　　公訴人：劉漢的客觀行為足以證實其是涉黑組織的組織者、領導者。劉漢如果作為一個正當、合法的企業(yè)家，需要劉維提供槍支，由組織成員帶槍保護嗎？當被害人王永成只是揚言要炸漢龍集團保齡球館時，劉漢不選擇報警，而是指使殺害王永成，這難道不是涉黑組織的組織特征和暴力性特征嗎？唐先兵、繆軍等人為維護該組織利益持刀殺害他人后，劉漢等給予贊賞、資助并安排藏匿，這難道是對企業(yè)員工進行管理的正當做法嗎？

　　公訴人：劉漢不僅是組織者、領導者，而且在該組織及運行、活動中起著決策、指揮、協(xié)調(diào)、管理作用，并直接組織、策劃、指揮故意殺害王永成等嚴重暴力犯罪案件。盡管該組織在具體的犯罪中分中有合、合中有分，但是整個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是緊緊圍繞著劉漢、劉維、孫某某三個人展開的。劉漢是其中關鍵的紐帶，把整個組織緊密鏈接在了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