泉州文史研究者吳幼雄認(rèn)為——

　　“泉州是古代海陸絲文化的交匯點”

吳幼雄正在為記者示意海陸絲線路走向。

　　開元寺大雄寶殿后回廊的這對印度教石柱，為從海路而來的犍陀羅式雕刻藝術(shù)。它們同陸路來的犍陀羅式石雕、碧霄巖摩崖三世尊佛浮雕一道，說明了海陸絲文化在泉州交融匯合。

　　“泉州不僅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，還是宋元時期海陸絲文化的交匯點。”經(jīng)過多年研究考證，泉州文史研究者、《泉州宗教石刻》作者之一吳幼雄日前又有成果。他說，這一論斷既可以從史料的記載中得出，也有實物的點滴論證。

　　日前，吳幼雄老人通過文字、圖片和實物的綜合展示，為記者講述了他的這一觀點。據(jù)悉，他還據(jù)此寫成論文，計劃于下半年在福州舉行的海絲研討會上發(fā)表。

例證一 馬可·波羅由陸絲而來 從泉州而返

　　“對于中國的絲路文化而言，馬可·波羅是一個重要的見證人物。他同時也是泉州為海陸絲文化交匯點的有力說明。”吳幼雄說。

　　根據(jù)史料記載，元至元十二年（公元1275年），意大利探險家馬可·波羅經(jīng)由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，并長期在元廷擔(dān)任要職。17年后，思鄉(xiāng)的他從海上絲綢之路返回家鄉(xiāng)，出發(fā)的城市正是泉州。

　　在著名的《馬可·波羅游記》中，他對泉州贊賞倍至——“（離開福州）到第五天傍晚，抵達宏偉秀麗的刺桐城。在它沿岸有一個港口，以船舶往來如梭而出名。”又說“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，大批商人云集這里，貨物堆積如山。”

　　在吳幼雄看來，宋元時期，泉州港口發(fā)達，“市井十洲人”，特別是元朝統(tǒng)治的80多年中，泉州有8次作為福建行省乃至江浙行省的省會。像馬可·波羅這樣，由陸上絲綢之路而來、從海絲城市泉州離開的肯定不在少數(shù)。這些人的到來，自然使得陸絲和海絲的文化在泉州交融。而彼時，泉州還有不少來自陸絲城市的官員，同樣帶來陸絲文化，如元代福建行省省長、航海家亦黑迷失（畏吾兒人，即今維吾爾人的祖先）娶泉州媳婦，并從泉州四次出洋至印尼、印度。

例證二 基督教墓碑以古敘利亞文字拼寫突厥語

　　事實上，這個大膽的猜測，吳幼雄已經(jīng)找到不少實物論證，以古敘利亞文字拼寫突厥語的基督教墓碑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“陸上絲綢之路一般從長安，也就是今西安出發(fā)，一路往西直至中亞、南亞、西亞和歐洲。”吳幼雄攤開世界地圖向記者示意，古敘利亞曾一度被古代人視為是陸絲的“西極”，而位于中亞與西亞的突厥則是陸絲的必經(jīng)之地，特別是突厥，與海絲線路無交叉重疊。但與此同時，近百年來，泉州已發(fā)現(xiàn)了十方古敘利亞文字拼寫突厥語的基督教墓碑，數(shù)量之多為全國之最。

　　吳幼雄說，根據(jù)已經(jīng)破譯的墓碑文字，這十方墓碑的主人，都來自陸上絲綢之路，幾乎都使用“馬其頓城的菲利普汗之子亞歷山大大帝紀(jì)年”，這一紀(jì)年即希臘歷。而由古敘利亞文字拼寫突厥語的基督教墓碑，是當(dāng)年希臘基督教文化經(jīng)陸絲東漸泉州的物證之一。

　　“此外，泉州還發(fā)現(xiàn)保存有六方刻著古阿拉伯文字的中亞布哈拉（注：即今烏茲別克斯坦）、西亞格茲威尼（即今亞美尼亞）等地人的墓碑，同樣也是陸絲延伸到泉州的物證。”吳幼雄說。

例證三 從兩個絲路傳來的犍陀羅式雕刻落戶泉州

　　根據(jù)吳老的發(fā)現(xiàn)，泉州海陸絲文化交融匯合這一點，甚至可以從同一種藝術(shù)形式上得到論證。這種藝術(shù)形式，就是泉州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犍陀羅式雕刻。

　　所謂犍陀羅式藝術(shù)，就是希臘系藝術(shù)與印度佛教藝術(shù)互相接觸、吸收而產(chǎn)生的一種新型雕刻藝術(shù)，簡而言之，就是希臘化了的佛教藝術(shù)。歷史上，它曾分海、陸兩路影響到中國。

　　“清源山碧霄巖的摩崖三世尊佛浮雕坐像，屬吐魯番式佛教石雕，是藏傳喇嘛教遺物，也是犍陀羅式雕刻藝術(shù)精品。”吳幼雄介紹，根據(jù)碧霄巖摩崖石刻所記載，這尊石刻為靈武唐吾氏廣威將軍阿沙，于1292年在泉時所刻。公元1369年，阿沙的外孫以及多位元朝行省、地方高級長官和僧人重修佛像。這尊希臘、印度和西藏雕刻藝術(shù)的混合作品，也說明當(dāng)時的蒙古官員，將由陸絲傳入的犍陀羅式雕刻藝術(shù)帶到泉州。

　　1934年，泉州南校場曾出土過一尊石雕立姿神像，與開元寺大雄寶殿后廊印度教希臘式石柱，同屬印度教犍陀羅式雕刻。“經(jīng)過專家考證，元代泉州曾有一座印度教濕婆神廟，它們同屬于這座印度教寺廟。”吳幼雄說，而這些印度教風(fēng)格的犍陀羅式石雕，正是經(jīng)海上絲綢之路，從印度取道南洋群島以及東南亞，由海洋流入泉州。（記者 孫燦芬 文/圖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