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對！“今后軍官的收入主要是靠工資”】習主席在軍隊一次重要會議上講：今后軍官的收入主要是靠工資，不能有其他所謂的灰色收入，更不能有違法所得，否則就要受到查處和追究。這段話是講給部隊聽的，也是講給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聽的。廉政建設做到了這一點，“不能”才算真正見到成效！

　　裸官”本來是個貶義詞，但加上一個定語后，意思就完全變了，不信請看題！

　　習主席在軍隊的一次重要會議上講：今后軍官的收入主要是靠工資，不能有其他所謂的灰色收入，更不能有違法所得，否則就要受到查處和追究。這段話是講給部隊聽的，也是講給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聽的。廉政建設做到了這一點，“不能”才算真正見到成效；黨員干部自覺做到這一點，“不想”才算真正成為“新常態(tài)”。

　　千百年來，“權”“錢”二字，幾了多少人的“普世價值”。“權”為最，“錢”次之。權力附著了太多東西，不光是俸祿、宅第、田產(chǎn)，還有地位、榮耀，甚至子孫幾代都跟著沾光。概而言之，權是令人生畏的，官是令人艷羨的。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，千萬億萬富翁指頭掰不過來，但老百姓嘴里最常說的還是咱們這個地方出了個某某官。各級官員原本應當珍惜這種特殊榮譽，但有的不在為民服務上知不足，而在貪圖享樂上不知足，欲壑難填、蛇欲吞象，讓“錢”綁架了“權”，最后被錢“撕票”，“眼見他起高樓，眼見他宴賓客，眼見他樓塌了”。 歷朝歷代，試圖將“權”“錢”剝離，甚至施行“高薪養(yǎng)廉”，但都無一例外地以失敗告終。究其根本，千變萬變，權力的性質沒變，主仆的位置沒變。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提出“三民主義”，倡導“天下為公”，可惜蔣介石逐漸背棄了這個信條，鬧來鬧去還是“四大家族”，最后只能沮喪地逃到一個小島上。只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共產(chǎn)黨人，與人民并肩作戰(zhàn)、為人民浴血奮戰(zhàn)，實現(xiàn)了權力的根本性革命，真正厘清了權為誰所賦、權為誰所用。他們把搞特殊看成“極大的恥辱”，從主席、總理，到開國元勛，連在人民大會堂喝一杯茶都要自掏工資。這種自律自覺，怎能不讓那些“工資基本不動，老婆基本不用”的貪官腐吏們汗顏！

　　“求木之長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遠者，必浚其泉源。”對當前引向深入的反腐斗爭，竊以為是我們黨的又一次權力革命。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入開展的作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，決不是“運動式”“選擇性”的，簡單抓幾個國賊國妖、查幾起大案要案，而是高舉依法治國、依法治軍大旗，從源頭上根本上鏟除滋生腐敗的土壤、斬斷助長腐敗的鏈條，不僅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，而且把鑰匙交到人民的手上，讓制度來管人管事管權，讓人民起來監(jiān)督黨和政府。否則，如何才能打破“歷史周期律”的“魔咒”，如何才能讓甲午的悲劇不再重演，如何才能實現(xiàn)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？

　　現(xiàn)在，一些干部私下里議論 “為官不易”“當官是高危職業(yè)”，感嘆“當官的好時候”已經(jīng)過去了。筆者以為，出此“酸言”之人立場雖偏頗，但我們若從正面理解也未嘗不可。習主席講：“我認為當好共產(chǎn)黨的‘官’是很辛苦的。我也沒有聽到哪一個稱職的領導人說過當官真舒服。”從這個角度看，當官是門辛苦活，說“不易”不為過。更主要的是，當官要擔責，拍屁股走人，那是要“打屁股的”；拍腦袋決策，那是要“掉腦袋”的，說“高危”也不無道理。至于“好時候已經(jīng)過去了”，能有這樣“清醒”，也算是自知之明。黨中央、習主席對風氣建設一直抓下去的決心和意志是堅定不移的，再想過回那種“滋潤”日子，已經(jīng)不可能了。

　　1901年，光緒在詔書中分析“中國之弱”的原因時說，“誤國家者在一私字，困天下者在一利字”。公私之間有底線，權錢之間有紅線。黨和人民已經(jīng)給了各級領導干部應有待遇，并且這些待遇還會隨著社會經(jīng)濟發(fā)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水漲船高，除了這些正常待遇就不要謀求其他待遇了。各級領導干部，花自己的工資清清爽爽、舒舒坦坦，做一個既干凈又干事的“裸官”，有什么不好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