牽動無數(shù)華人的章瑩穎案，于美國當?shù)貢r間7月20日下午進入庭審環(huán)節(jié)。嫌犯克里斯滕森在法庭上接受法官詢問時自稱正在服用抗抑郁藥物“Klonopin”，拒不認罪，要求陪審團審判。

　　有報道稱，在美國歷史上，的確有人用重度抑郁癥為由來進行無罪辯護。而嫌犯和律師團隊似乎有了周密的計劃和準備。嫌犯克里斯滕森可能以抑郁癥作為擋箭牌來作無罪辯護。

　　對此，章瑩穎案援助律師王志東告訴法晚·看法記者，嫌犯一定會有這樣的方法，但是一定不會得逞。而美國知名華人律師鄧洪則對法晚?看法表示，這是嫌犯為今后做無罪辯護埋下的伏筆。但是嫌犯要以此為借口同時也需要各方面的證明，實際辯護起來是比較困難的，因為需要專家的鑒定。

嫌犯恐以抑郁癥為辯護理由 推翻FBI的錄音證據(jù)

　　美國知名的華人律師鄧洪告訴法晚?看法記者，嫌犯是有可能以重癥抑郁癥為借口做無罪辯護的。嫌犯自稱其在服用抗抑郁藥，其實是埋下了兩個伏筆。

　　第一是美國聯(lián)邦調(diào)查局已經(jīng)錄到了嫌犯在錄音里面承認了綁架過程。但是嫌犯可以在辯護理由里稱自己在胡說八道。他可能說自己是在當時吃藥之后講的話，未必是真實的，可能是產(chǎn)生了幻覺。因此，這可以作為被告的辯護理由之一。

　　另外一點是，就算能證明FBI所錄音的錄音帶里面的話為嫌犯所說，但是在另一個辯護理由中，嫌犯可能以自己生病有憂郁癥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為理由。

　　因為在美國，要定一個人有罪，除了犯罪行為之外，還有一個犯罪意圖。犯罪意圖分為兩類，一類是一般的意圖，比如像醉酒駕車一樣的開車撞死人，并沒有特別的意圖。另一類是特定的目標意圖，一般像謀殺罪綁架罪等，需要證實嫌犯有特定的目標意圖。如果嫌犯存在吃藥或是有精神病癥的爭議的話，可以爭論說其不存在特定目標意圖。而如果沒有特定目標意圖的話，嫌犯的罪刑可能從一級謀殺降為二級謀殺，由綁架罪變成軟禁自由罪。

　　所以被告及其律師做出這樣的表述，是為了無罪辯護做好了這方面的準備，會以嫌犯吃了藥可能不知道做了什么事，因為其沒有犯罪意圖，沒有這樣的意識，可能以此來脫罪。

嫌犯到底是否有抑郁癥？控辯雙方都會請專家鑒定

　　不過鄧洪告訴法晚?看法記者，嫌犯要以此為借口同時也需要各方面的證明，實際辯護起來是比較困難的，因為需要專家的鑒定。

　　鄧洪表示，至于嫌犯是不是吃了藥，是否有抑郁癥的病癥，會有兩種方法來證實。如果嫌犯之前長期有服用這一藥物的話，會尋找其之前的病歷和之前的專家出庭作證。

　　此外，檢察官同時也可以聘請專家來挑戰(zhàn)被告這方面的說法，證明被告是裝病，不可能有這方面的問題。因此未來雙方都會請專家來鑒定這一點。

　　嫌犯當時的行為是怎么樣的，藥物有沒有影響他的行為判斷能力，有沒有犯罪意圖，這些方面的內(nèi)容往往是通過專家來進行鑒定。專家方面檢察官和辯方都可以請專家進行鑒定。而將來進入到陪審團階段的話，就要看陪審團相信哪一方的專家。

　　另據(jù)中國僑網(wǎng)報道，一直關(guān)注此事的華人律師劉龍珠表示：嫌犯這條路是走不通的。首先，他需要證明自己有精神病史，現(xiàn)在吃藥不管用，他一定要拿出他的病歷，和精神病醫(yī)生的證人證詞。其次，他要證明他的犯罪行為，是在精神病發(fā)作期間犯下的罪行。此前上網(wǎng)搜索綁架類的信息，后面又提到完美受害人，可以間接證明他是有預(yù)謀作案，而不是在精神病發(fā)作期間作案。第三，以精神病為自己的犯罪行為辯護，理論上是存在的，但實際辯護起來很難。

　　資料顯示，嫌犯克里斯滕森服用的抗抑郁藥物“Klonopin”為一種苯二氮類鎮(zhèn)定劑，常用于治療及預(yù)防癲癇發(fā)作、恐慌癥，以及不能靜坐。常見副作用包含嗜睡、協(xié)調(diào)不佳及易怒，另也可能增加自殺的機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