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競爭激烈的就業(yè)市場中，找工作也需打拼，除了靠自己的能力，有時還得拼爹、拼錢。比如媒體報道的西安市民文女士，已在西安一家事業(yè)單位工作3年多。進入這家單位時，在面試前，父母四處托關系，先后多次送錢送物，等她順利通過面試，已陸續(xù)花了9萬余元。在她看來，好在工作很穩(wěn)定，總體來看，還“劃得來”。

　　“拼爹”沒什么光榮的，不過是尋租了制度漏洞而已。但在近年就業(yè)難的背景下，找工作好像還是有點成王敗寇的市儈邏輯。9萬塊錢，加上各種或明或暗的“關系”，兌換來一份編制內的穩(wěn)定工作，當事人不僅直言“劃得來”，多少還有些優(yōu)越感。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：一者，9萬塊搞掂的“工作”，當事人固然坐享漁翁之利，則必然有人因為金錢關系而被不公地擠兌出局，那么，基于公平正義之上的“恥感”何在？二者，即便我們不對當事人做過多的道德譴責，起碼還證明事業(yè)編制制度缺失在某些層面有明晃晃程序“BUG”，這種明碼實價的交易，既不是自文女士起、也不會從文女士而終，那么，還有多少人因此得利呢？

　　都說就業(yè)乃民生之本，如果“本末倒置”，傷害的不僅僅是求職者的夢想與信心。當然，父輩愛子心切，突破規(guī)則的心自古有之。譬如根據最新調查，目前在美國，有三分之一父母在子女大學畢業(yè)時幫忙找工作，10%的父母會參與面試安排，2%的父母會在面試時坐在子女身邊，10%的父母會在面試后給雇主寫感謝信。問題是，只要規(guī)則“潔身自好”，“幫忙”自然不至于亂象叢生。

　　至于求職者對編制或體制內的偏好，是每個理性經濟人的正當選擇。兩件事，足以佐證我們對編制的瘋狂：一是此前不久，哈爾濱招聘事業(yè)編制環(huán)衛(wèi)工人，448名編制名額竟引來一萬余人的報名，一位碩士落榜者表示不會輕言放棄，宣稱“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死在編制里。”二是一位法律專業(yè)的畢業(yè)生，一心想考個編制，卻屢屢未能擠過獨木橋，插隊過橋的心思剛起，便被無業(yè)農民蒙走了5萬。

　　在這種“編制偏執(zhí)”的背后，與其說是“丈母娘的壓力”，不如說是現實赤裸裸的誘惑。下面這份新鮮出爐的數據，足以窺斑見豹：北大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日前發(fā)布的“中國家庭追蹤調查”數據顯示，2012年收入最低的5%的家庭收入累計占所有家庭總收入0.1%，而收入最高的5%家庭的收入卻占所有家庭總收入的23.4%，是前者的234倍。在收入來源方面，工資性收入已成為全國家庭收入的最主要來源，“若有家庭成員在體制內工作，則家庭人均收入明顯較高”。

　　“拼爹”衍生出的蘿卜招聘、火箭提拔等鬧劇，確實可以通過“查漏補缺”來防范；但同樣的勞動，編制內工作就有法定的優(yōu)越性——這種歷史因素的現實斷裂，更需要制度設計來彌合。好在一些共識與行動正在緊鑼密鼓。7月14日，以“加快政府職能轉變，深化行政體制改革”為主題的第四屆中國行政改革論壇在北京舉行?！巴七M權力下放，激發(fā)經濟社會活力”、“加強和創(chuàng)新管理，有效履行政府職能”、“大力轉變政風，提高政府公信力”等，已成為觀照中國夢的一些現實維度。是的，只有加緊推進事業(yè)單位改革、為公職祛魅，編制上的糾結才會真正終結。